“以前我在大学授课，提到女性健康议题时，会引用一部纪录片中的片段。那时我对片中说明堕胎历程的聂德森医师充满好奇，想知道为何这位妇产科医师，会无惧于「支持堕胎合法化」人士的抗议？”
一个满是冲突的犹太家庭
后来我得知，他曾是美国诉求堕胎合法协会NARAL的创办人之一时，更是讶异！他的生命何以有如此剧烈的改变？每个时代的生命议题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议，如安乐死、生殖科技、同婚等，或许聂德森医师的故事，可以给我们一点点启发。
1926年，聂德森医师（Bernard N. Nathanson, M.D.）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，父亲是个执业的妇产科医师。看似风光的家庭，却充满了争闹及冲突。
从六岁开始，聂德森每天都被要求陪他爸爸散步，听着父亲抱怨妈妈既老又笨，她的娘家哄骗他的钱财。父亲要求聂德森尊重他人，但言下之意是只要尊重他一个人。
父亲常因极小的事大大地责备聂德森，并予以严厉的处罚。晚餐时光更是精彩，父亲会考他各样的知识，答案不合时，父子常互不相让，非要争个对错，但所争辩的都是鸡毛蒜皮之事，对伦理、慈爱、公义等议题却只字未提。
相对于聂德森时时与父亲针锋相对，他的妹妹则是一味支持父亲。她听从父亲的意思结婚、离婚；后来她郁闷自杀。聂德森的母亲在信仰上则是行礼如仪，骨子里却喜欢追求奢华生活。
聂德森说，这样的家庭造就了一个唯利是图，渴望得到爱、得到就立刻嗤之以鼻的怪物。此时他所认识的神是巨大的，恐怖如狮子，所以长大后，他常以无神论者自居。
生命中第一次遭遇堕胎
廿一岁时，聂德森得知自己的女友怀孕了，那时他还是个医学生，在加拿大就学。他联络上自己的父亲，以为父亲会以他精湛的技术，快快协助他的女友堕胎。
没想到他的父亲寄来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两个选择：一是在加拿大找人堕胎，二是回到纽约结婚，又附上一张500美元的支票。
堕胎前夕，聂德森及女友抱着流泪一整夜。堕胎当天，女友不要他陪，怕会影响他未来的职涯发展。当女友坐出租车回来时，他发现出租车的地板上都是血，女友一下车就颤抖、苍白，蹲在路旁，时而说些他听不懂的话。
在他们分手后六年，聂德森故意来到与前女友相识的小镇，打电话到她家，她妈妈说她结婚了，已有两个孩子。聂德森事后回忆说，前女友会让她丈夫知道这段历史吗？聂德森显然挺在意这一段过往，或许内心含着许多内疚或羞愧。
得知另一个女友怀孕，那时聂德森已经是个有执照的妇产科医师。女友爱他，也爱孩子，央求他能将孩子生下来，他却认为这会妨碍他的事业。
聂德森如常地执行了堕胎手术，做完手术即检视、记录、离开。他说：「我除了成就感及专业的骄傲外，无任何感觉。」他说，那时身为堕胎医师的心态，是又做好一件事，似乎较第一次更冷漠、更无感。
为堕胎合法化极力奔走
1952年，当他在曼哈顿当住院医师时，常需处理非法堕胎女子的急诊或合并症，那时他心里很为这些妇女愤愤不平。那时，堕胎在美国还不合法，有钱人会去波多黎各、日本，甚至伦敦堕胎；而穷人只好找非法的管道堕胎，常导致各样合并症，甚至致死。1968年，他认识了赖瑞（Larry Lader），他的不平之鸣找到知音。赖瑞也是位医师，被称为堕胎权之父，他希望让所有不愿继续怀孕的妇女，都有自由能进行堕胎的医疗程序，且付得起。他称堕胎是美国社会最恐怖的秘密，为了解决这个秘密。1969年，他们成立了美国诉求堕胎合法协会NARAL。在他们的奔走下。1970年，纽约就可合法堕胎，聂德森也成为全西方世界最大节育中心的负责人，该中心每天执行约100次的堕胎。1973年，罗伊诉韦德案通过，全美国的堕胎都合法了。
在四年内，能这么迅速完成堕胎合法化是有些原因的。在1960-70年代的美国，被嬉皮运动、反越战风潮及女权运动所引导，整个社会氛围是反抗威权的。
聂德森进一步指出，NARAL操弄了媒体：1
他们夸大数据，将美国每年因不合法堕胎死亡人数，从300人说成10000人。2
他们说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是一个神学与道德的议题，不是个科学议题，科学没有证据能证实何时有生命。3
他们攻击基督教会，指控他们不食人间烟火，不了解民间疾苦，压迫非自愿怀孕的妇女要独自受苦。
堕胎合法化后，造成堕胎人数飙高。每年堕胎数在
1963年（合法前）为十万，
1973年（合法年）为七十五万，
1983年为一百五十万，在合法化前后廿年间，堕胎数成长了十五倍。
表面上看来，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，且「成果斐然」，但是节育中心内却常充满各样问题、纠纷及人事倾轧，而聂德森自己也因任节育中心的行政，同侪不再转介个案给他，导致他的一般妇产科病人也在减少中。后来他辞职了，去到大医院工作，竟大大改变他的视野。
以超音波拍摄无言的吶喊
他去St.Luke医院任职时，继续执行堕胎手术，也负责一个产前研究中心。那时超音波开始用在医疗上，他也参与研究，原本要为堕胎运动找到「生命之开始是无法以科学定义」的证据，没想到超音波的影像却完全颠覆他的想法。
他说：「我深深爱上这些未出生的小家伙。」看到超音波下的胎儿吸着大拇指，翻身、打嗝，实在无法再称他们只是一团组织，是没有生命的。他内心的冲击及矛盾之大可想而知，他也将他的发现与同侪分享。
1974年，他投稿于知名期刊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》。
他说：「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依赖的，从子宫内到生命的结束是个光谱，也就是说从胎儿、婴儿、儿童、青少年，直到成人。我们要勇敢地面对一个事实，既然多数人孕期结束，会产生一个世界公民，堕胎无疑就是个特殊程序，干扰这个历程。」
他的文章造成空前的回响，以前他训练出来的堕胎医师因此顿失方向，有人与他反目成仇，也有人不再执行堕胎手术。由于争辩的声音太大了，且多数民众对超音波下的胎儿状况是不了解的，他认为有必要让一次堕胎手术，在超音波的照射下公诸于世。
1984年，他以超音波拍摄了一个孕期十二周的堕胎历程，称为「无言的吶喊」。超音波下的影像：胎儿由悠闲地吸拇指，到后来感受到威胁、转身，当吸管不断逼近他时。
聂德森说：「孩子的口大大地张开，含着沉默的尖叫。他努力逃开吸管，心跳快到200下，无疑地，他感受到致命性的危险。」这部影片引发的回响更大，里根总统建议将此片寄发给每位美国国会议员。
昔日聂德森曾为堕胎合法化大声疾呼，后来又因超音波的呈现改弦易辙，媒体对他当然关注有加，甚至有电视节目以他为嘲弄的对象。聂德森顿时由昔日女权运动最爱的堕胎大王，成为全国笑柄。
为结束七万五千个生命自责
从1978-1988年，聂德森深深被忧郁及失眠所苦，经常早上四、五点就醒来。一想到自己曾经堕了75000个胎儿，他就感到心头无比的沉重。他也尝试吃药、心理咨询，甚至做了长达四年的精神分析，却都无效。
他常想到哈姆雷特王子说的：「自杀或懦弱地逃避自杀，哪个比较懦弱？」他的祖父及妹妹都死于自杀，他说他若自杀了，似乎也不令人意外；但是上帝的脚本并不是这样写的。
就在他心灵很不安宁时，因他投入维护生命的运动，常接触到一群基督徒。这段期间，他仍演讲、著书，也参与政治活动，且意外地感受到平安。
刚开始，他表明反堕胎是一件很合乎科学的事时，还故意与基督徒的信仰保持距离。但是他可以感受到，在他们之间有股氛围——无私、真实的利他及真诚的爱。“1989年清晨，聂德森参与了在纽约的示威，他们成功地堵住节育中心的前后门。在数百名警察围绕下，他们静坐、唱诗及祷告。他们替未出生的胎儿祷告，也为困惑且害怕的妇女，以及节育中心的医生及护士祷告。”
他们甚至为遮掩事实的媒体及警察祷告，然后彼此代祷；此时，聂德森被这种绝对且强烈的爱所震住了。
事后，他虽因参加这次示威行动，被堕胎阵营告上法院，但他还是继续参加其他的示威运动；而且他观察到，这是一股很大的属灵力量，且这股力量是源于清洁的动机。
聂德森很惊讶这群人为什么能在寒冷的清晨，冒着牢狱之灾的危险，在叫嚣的群众及警察的鸣笛声中，静坐、微笑及祷告？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
他也问自己：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难道就是神先让他走到地狱的边缘，再将他救出来，好显明祂的慈爱及救赎？他看到自己的不堪如污秽的沼泽。也就在同时，他看到两千年前，有人为他而死所散发的希望，如同闪烁的亮光在指引着他。
一代堕胎大师，终在1996年受洗。受洗后，他说：「我曾经陷在情绪的漩涡中，现在却得医治，我觉得有一股清泉流过我，还听得到很温柔的声音，以及无法言喻的平安。我找到了平安之所。」
火爆浪子找到平安归宿
聂德森是一位神的选民，他从小研读犹太律法，却感受不到爱。当他成长独立后，立刻丢弃这个他眼中巨大又恐怖如狮子的上帝。
他不爱自己，也不珍惜女友及胎儿的生命。他血液中燃烧着愤世嫉俗的怒火，这把火烧了75000个小生命。他聪明、能言善道、能写、能动手术，真是不可一世。他仗着科技优势「替天行道」，但当另一个新科技兴起，就一棒敲醒梦中人。
然而，即使已受失眠及忧郁所苦多年，他依然以无神论者自居，不让人触及他的信仰。直到他真实经历到大光，基督徒无私的爱及混乱示威行动中的平安，让他谦卑转向神。
他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12节所提：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。」“一旦他知道胎儿在子宫内成长的真相后，他立即加入捍卫生命的阵营；他去美国各州指出堕胎的错谬，即使被取笑也不退让。1996年，聂德森出版他的自传《神的手》，述说这个不可思议的奇妙生命历程。”
这位火爆浪子曾丢弃上帝，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，一路上用那双看不见的手恩慈地引导他，让这颗忐忑不安的心，至终得着灵魂的安息。
参考数据：Nathanson, B. N.（1996）.The Hand of God: A journey from death to life by the abortion doctor who changed his mind. Washington,DC : Regnery.
